凌晨三点的台灯下，光标在空白文档上跳动的影子，像一只被困在玻璃罩里的萤火虫。我数着桌上第十七封退稿信，纸页边缘的折痕里积着经年的尘埃。窗台上那盆垂死的文竹，细弱的茎秆正慢慢蜷缩成问号的形状。

“你的文字缺少痛感。”编辑在邮件里如是说。我盯着这句话，直到视网膜上浮现出细密的血丝。痛感？那些被退稿碾碎的自信，那些被否定割裂的灵感，难道还不够鲜血淋漓？

转机来得比想象中荒诞。那日去古玩市场淘旧书，一册残破的《浮生六记》从樟木箱底露出半张泛黄的书签。“墨色深处自有光”六个瘦金体，在霉斑侵蚀的纸页上倔强地亮着。摊主说这是民国时期某抄书匠的私印，那些被战火焚毁的书稿，他硬是凭记忆复刻了三十年。

我攥着书签冲进老街深处的装裱店。店主老周正用马蹄刀刮去旧画上的糨糊，刀刃过处，百年前的牡丹图重新舒展花瓣。“小伙子，修画先修心。”他吹去画上的碎屑，阳光穿过云母窗，在他手背上投下斑驳的影，“你看这虫蛀的洞眼，补好了就是画龙点睛。”

从那天开始，我背着笔记本电脑走进菜市场。鱼贩老刘剁骨刀的节奏，成了我键盘的韵律；卖花阿婆包扎康乃馨的麻绳，在我的文档里化作命运的红线。最神奇的是暴雨夜遇见的流浪歌手，他抱着斑驳的吉他唱：“琴弦断了用月光接上，歌声哑了用心跳顶上。”

当我在收容所遇见阿宁时，才真正明白文字的重量。这个被拐卖十年终于获救的姑娘，手腕上还留着当年刻的“正”字——每被转卖一次，就划掉一笔希望。我握着她的手，那些歪扭的疤痕硌得掌心生疼。“文字能补好心上的洞吗？”她指着胸口的刺青，那是被解救时留下的缝合痕迹。

那晚在我重写的故事里，有老周补画的马蹄刀，有老刘剁骨的抑扬顿挫，有阿宁手腕上开出的山茶花。当键盘敲出“墨色深处自有光”时，窗外的文竹突然抽出新芽，在月光里舒展成问号的解。

省刊用稿通知来的那天，我正在装裱店帮忙。老周把修复好的《牡丹图》递给我，虫蛀的洞眼处，他用金粉补出了振翅的蝴蝶。“看见没？伤口里也能飞出春天。”他浑浊的眼里闪着年少时的光。

阿宁的刺青最终改成了盛开的山茶。我们约在老街茶馆，她摸着温热的茶杯说：“以前总觉得心上的疤会漏风，现在才知道，有光从里面照出来。”茶馆的雕花窗棂外，当年遇见的流浪歌手支起了摊，他的新歌词这样唱：“裂缝是光照进来的地方，伤口是心跳苏醒的河床。”

前些天整理旧物，那枚民国书签从书缝里滑落。背面用蝇头小楷补着：“光绪二十三年春，补《浮生六记》于战火间隙，见墨色深处微光如萤。”我忽然想起编辑曾说的“痛感”，或许真正的文字，不是把伤口撕开给人看，而是在结痂处种出会发光的苔。

此刻键盘声与雨声交织，文竹的新芽已爬上窗棂。我知道在某个被退稿笼罩的深夜，也会有某个失眠的灵魂，在空白文档里看见第一缕微光。就像老周补的画，阿宁的刺青，流浪歌手的琴弦——所有破碎的，终将在信心里重生。